Ⅰ 論語這篇學說有什麼影響
20世紀80年代末，75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相約法國巴黎，聯袂宣言：「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到2500年前汲取孔子的智慧。南懷謹先生言：?孔子學說與《論語》的價值，無論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對它的原文本意，只要不故加曲解，始終具有不可毀的不朽價值，後起之秀，如篤學之，慎思之，明辨之，融會有得而見之於行事之間，必可得到自證。一、《論語》影響中華民族巨大深遠
第一, 《論語》的語言影響同它的思想影響一樣,遍及中華民族的每一個方面,包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教育等等。春秋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與其他學派尚處於平等地位。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意見以後,儒學成為國學,其地位便一躍而在其他學派之上了。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清代末期。民國以後,這種局面在我國廣大農村依然存在著。四十年代末,盡管已開了新學的課程,講堂上仍然供著孔夫子,學生到校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向孔夫子鞠躬。儒學成為國學,意味著它已成為統治階級的主導意識,左右著國家政治、思想、道德、文化、教育的發展。作為儒家核心著作的《論語》,其影響更是不言而喻。《論語》沒有說及經濟,但意識形態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促進或者制約經濟。《論語》所表述的行為規范,對後來農村經濟的發展,仍然是有影響的。
第二, 《論語》中的許多語句都變成了成語。例如「不惑」(「為政」篇) 、「和為貴」(「學而」篇) 、「既往不咎」(「八佾」篇) 、「鳴鼓而攻之」(「先進」篇) 、「殺雞焉用牛刀」(「陽貨」篇) 、「三人行必有我師」(「述而」篇)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泰伯」篇) 等等,皆屬此類。另外有一些成語則由《論語》里的話節縮或改造而成。如「居敬而行簡」(「雍也」篇) 節縮為「居敬行簡」, 「敬鬼神而遠之(「雍也」篇) 節縮為「敬而遠之」,「片言可以折獄」(「顏淵」篇) 節縮為「片言折獄」, 「見義不為,無勇也」(「為政」篇) 改造為「見義勇為」, 「民無所措手足」(「子路」篇) 改造為「手足無措」,「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述而」篇) 改造為「舉一反三」。未成成語者,也被當作經典性的語言來引用或者化用。民國初年,有名「蹶張」者壽軍閥張敬堯一副對聯:「這督軍合喚作禍害一千年。博其歡心,莫如敬。冰敬炭敬,孝之用在敬,不敬何別於犬馬。俺省長猶算轄畸零二十縣。上個徽號:大哉堯。服堯行堯,人皆可為堯,唯堯能保我子孫。」在這副對聯中,有兩處語言引自或者化自《論語》。「為政」篇:「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上聯「孝之用在敬,不敬何別於犬馬」兩語由此化出。「泰伯」篇:「大哉堯之為君也!」下聯「大哉堯」一語由此節引而出。1917 年,軍閥張子志、張敬堯領兵南下擾湘,激起民憤,又有人以二人姓名為題作了一聯嘲諷之:「此子本俗人,偏說是志在高山,志在流水; 吠堯原桀犬,何曾識敬以為國,敬以臨民。」這副對聯本身雖沒有一句出自《論語》,但其用以點出二人之姓的橫批「堂堂乎張也」卻直接引用了《論語》「子張」中的話。筆者在《論語》中隨意抽了三篇對其句中的成語進行統計,「為政」篇為20/ 98 ,「述而」篇為25/ 111 ,「顏淵」篇為24/ 118 , 比例分別為20. 4 % , 22. 5 % ,20. 3 % ,都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中「為政」篇與「述而」篇的成語都出自孔子說的話,「顏淵」篇有一小部分出自孔子學生的話。成為成語的比例竟如此之高,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不僅前無古人,亦後無來者。
第三, 《論語》對我國少數民族語言亦很有影響。今年7 月初,我到雲南劍川考察,就聽到《論語》的一些成語在白族口語中使用。張文渤先生給我寫了好幾句,看如下兩例:
Let tail zil cux danx senp buf sanb lap. (白語)
勒台至初耽神剝散啦。(直譯)
這件事那我就當仁不讓了。(意譯)
Nanl gvp al da bat nox buf yif luf hux. (白語)
那古阿大把籠剝益樂呼。(直譯)
你們在這里幹得不亦樂乎。(意譯)
「當仁不讓」出自《論語》「衛靈公」篇。「不亦樂乎」出自《論語》「學而」篇。
第四,在海外華人中,不管他們在中國時屬於何種民族,也不管他們在居住區又學習了何種語言,作為母語的漢語仍然一代一代的傳承著。由於他們的啟蒙教育總少不了四書五經的內容, 《論語》對其語言的影響,自然也延續了下來。《論語》語言對中華民族語言的巨大影響已經持續兩千多年了。其他典籍的語言,對中華民族的語言雖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但其影響的深度和廣度,沒有一本可以同《論語》相匹敵。
Ⅱ 朱熹為什麼是儒學的集大成者
理學發展到南宋時期，終於迎來了一位集新儒學思想之大成的哲人，他就是南宋中期學術成就昀高、影響昀大的一代名儒朱熹。朱熹，小名沋郎，字元晦，號晦庵，祖籍南宋江南東路徽州府婺源縣，出生於南劍州尤溪。朱熹受教於父，他的父親朱松曾得充福建政和縣尉小官，攜全家赴任，後調任尤溪縣尉。朱熹降世不久，朱松升任朝廷秘書省正字職，但因反對秦檜主和，被逐出朝廷。
朱松回到福建建陽家中。朱熹隨父在建陽度過了他的童年。朱熹從小聰慧過人，且勤於思考，學業大進，8歲便能讀懂《孝經》。他入學之後跟從老師讀書，老師便教他讀《孝經》，他看過一遍，就在書上寫道：「不能像這樣去做，就不能算作一個人！」
朱熹14歲時，父親去世，他從父命受學於父親的友人胡憲、劉勉之等。胡憲、劉勉之所授的皆為道學。當時的道學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學佛，胡憲、劉勉之等皆屬後者。朱熹既熱衷於道學，同時於佛學也有濃厚興趣。
1148年，經過科舉考試，朱熹進士及第，授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薄，開始了仕途生涯。
1160年，朱熹31歲時，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專心儒學。李侗非常欣賞這個學生，替他取字「元晦」。從此，朱熹開始建立理學這一套客觀唯心主義體系。
在宋金關系緊張之際，朱熹上奏皇帝，提了3項建議：一是講求格物致知之學；二是罷黜和議；三是任用賢能。
朱熹的奏章獲得了宋孝宗的贊賞，他召見了朱熹。朱熹由此聲名鵲起，更為人所關注。1167年，八月金秋，秋高氣爽，朱熹偕學生林用中、范念德從福建趕赴湘江畔的長沙城。一路上，朱熹一行無暇他顧，渡過湘江，趕往嶽麓書院，與張栻會講三月。考慮到所討論的問題的重要性，朱熹和張栻決定採取會講的方式，公開辯論，以求得更大范圍的解惑。會講的主要議題是「太極」和「中和」。朱張會講，盛況空前，學生多達千人之眾，其聲勢為全國之昀。據說，嶽麓書院的走廊、庭院到處都是前來聽講的人，他們騎來的馬匹，竟然將大門前水池中的水都喝乾了。
朱張會講，雙方你來我往，辨析質疑，議論風聲。會議持續三天，三天里，許多重要的儒學概念，如「中和」、「太極」、「仁」，都在討論之列。
一人先立論陳述，另一人則指出其不足，前一人或辯駁，或補充，如此循環往復。會講妙語、妙論迭出，令聽者大呼過癮，並為之拍案叫絕。會講中，朱熹接受了張栻的部分觀點，而張栻也接受了朱熹的部分觀點。這次會講對扭轉湖南學風起到了重大作用，從此後，湖南學者逐漸拋棄了急迫爭強好勝之風，開始注重涵養，心態日趨平正。
會講後，四方學生接踵而至，嶽麓書院地因人重，名揚天下，大批游學的士子前來研習理學。自此之後，儒學才去短集長，臻於成熟。
1180年，張栻不幸離世，弟子轉投他人門下，書院一時寥落。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撫使，重整嶽麓書院，親自講學。嶽麓書院東山再起，再度繁榮。
1175年，朱熹與呂祖謙、陸九淵等會於江西上饒鉛山鵝湖寺進行學術討論，是為著名的鵝湖之會。鵝湖之會的討論中心是道德修養和「教人之法」等，討論一開始，就充滿了十分激烈的氣勢。雙方你來我往，相互提問，相互詰問，此次辯論持續了3天，不分勝負。
雙方的差異主要在教人的方法上。朱熹的治學方法是「道問學」，通過格物致知，以博覽群書和觀察外物來啟發心智。而辯論的另一方陸九淵則主張「尊德性」，要「發明本心」，認為一味讀書窮理，不過如同蛆蟲吞食書本，對人認識自己的本心毫無裨益。可以說，雙方各有優勝之處，需要相互融通互補。
鵝湖之會雖無定論，朱熹和陸九淵的分歧也沒有彌合，但這種良性的學術互動，對理學發展卻產生了推動作用。朱熹講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以及居敬為主旨。他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稱為程朱理學。朱熹在從事教育期間，對於經學、史學、文學、佛學、道教以及自然科學，都有所涉獵或有著述，著作廣博宏富。
朱熹學說的昀高范疇是「理」，他認為「理」是宇宙萬事萬物的本原。理在天地之先就有了。有了「理」才生出天地，要是沒有理就沒有天地，也沒有人物，而「理」又是永恆不變的。
朱熹認為「理」相當於「道」，是無形的。「氣」也是「理」產生出來的；「氣」再生萬物。關於「理」與「氣」的關系，「理」在「氣」中，「氣」體現了「理」。「理」與「氣」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分不開的，故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朱熹所說的「理」相當於周敦頤所說的「太極」，朱熹認為天地之中有「太極」，萬物之中也有「太極」。這就是說，天地萬物都有「太極」，也即只有一個「理」。他說：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來說，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來說，則萬物中各有自己的太極。即總的說來，天地萬物之「理」，就是「太極」，它本身只有一個，但它又體現在天地之中，因此萬物之中也有它。
朱熹用「一月映萬川」作比喻，形象地說明了這個問題。他說「理」或者「太極」，就如天上的月亮一樣，只有一個，但體現在萬事萬物之中，就像月亮映在無數江河湖泊里一樣，到處都能看得見。
朱熹使儒家的倫理規范上升為宇宙之理，獲得了形而上學的普遍性和至上性。他對「理」的宇宙本體地位從理論上展開了比其他宋代儒學更加精密的論證。
在二程思想基礎上，朱熹進一步論證天理與人慾。對於儒家道統，他解釋為要真正掌握恰到好處的道理，就是要達到無過無不及。
朱熹肯定了二程「性即理」的人性論，認為人性是先天賦予的，從這個角度看，人性是沒有不善的，但實際上人有善與不善的區別。朱熹認為，其原因在於各人所稟受的「氣質」有清濁的不同，稟受其清者性善，稟受其濁者不善。
朱熹的哲學思想具有辯證法的因素，他看到了某些矛盾運動的現象，比如人的呼吸運動：如果只往外呼氣而不吸氣的話，就會氣絕；如果只吸氣，而不往外呼氣的話，也必然會阻塞。這就是矛盾雙方的相互依存。
朱熹也認識到事物有逐漸變化的規律，從而提出了陰陽互相消長的漸變說。他認為，任何形氣的變化都不是突然發生的，不是突然的前進，也不是突然的虧損。比如，平時經常見面的人，並不會感覺到對方長得很快。
朱熹還把事物的發展分為「元亨利貞」四個階段。他以谷的生長為例說，萌芽是元階段，苗是亨的階段，穗是利的階段，結谷是貞的階段。然後穀子又能再萌芽，以至於循環無窮。他把發展歸結為無限的循環，從而墮入循環論。
朱熹的新儒學思想遠承孔孟，近學二程，同時吸收佛、老哲理方法，融入儒學，形成儒學思想的成熟理論形態。宋明理學發展到朱熹，已趨於成熟階段，此後便走向衰落和瓦解。
朱熹總結了以往唯心主義在與唯物主義作斗爭時的經驗教訓，把我國的唯心主義哲學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雖然在他以後，不乏優秀的唯心主義理學家，但從思想深度和高度來看，沒有人超過他。
在南宋以後，朱熹的理學成為各個封建王朝的御用儒學思想，他所作的《四書集注》成為各朝開科取士的金科玉律。
Ⅲ 立志、居敬、存養、省察、力行等道德教育的方法是哪位儒家學者提出的
朱熹來認為道德教育有五個環節：立志自、居敬、存養、省察、力行。
立志：志也就是目標，是心之所向，對人的成長至關重要。因而他要求學者首先應該樹立遠大的理想，有了遠大的志向，就有了前進的目標。目標不明確，人就會碌碌無為。一個不知道自己去哪裡的人，怎麼走都是在原地轉圈。
居敬：專心致志，心無旁騖，持之以恆，時常保持內心的平靜，才能學成。他曾說：」敬不是萬慮休置，只是遇事專一謹慎，不懈怠。「自覺抵制誘惑就是達到居敬的重要手段。
存養：這是孟子的主張，我在」男子漢大丈夫「那篇里總結過，孟子認為成就」浩然之氣需要：「持志養氣、動心忍性、存心養性、反求諸己。」這也和朱熹唯心思想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省察：從孔子那裡就有「吾日三省吾身」，可見儒家思想對朱熹的影響很大，他認為天下的事，是是非非，如若不及時自省就會從正陷入惡，所以即便他在哲學學派上屬於唯心主義，他仍然具有真理和謬誤相互轉換的辯證法思想。
力行:意識要通過勞動轉化成現實並且創造社會價值的。朱熹也說，習得的道德知識也要付諸實踐形成道德行為。
Ⅳ 怎樣理解「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
全句意思：（守敬之人，在他治學的時候，）能夠推究義理，從而獲得知識學問。而後親歷親為，用實際行動去驗證學到的理論。（這就是）守敬的人能夠善始善終，獲得成功的原因。
窮：推究，研究。
理：事理，義理。
致：獲得，得到。
知：學問，知識。
反躬：親歷親為。
「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是出自宋代理學家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
《四書集注》被歷代封建統治者所推崇。南宋寧宗嘉定五年（1212年），把《論語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學官，作為法定的教科書。理宗於寶慶三年（1227年）下詔盛贊《四書集注》「有補治道」。宋以後，元、明、清三朝都以《四書集注》為學官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准答案。
理學成為官方哲學，占據著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而《四書集注》作為理學的重要著作，也被統治者捧到了一句一字皆為真理的高度，對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思想產生了深遠、巨大的影響。
(4)儒家居敬擴展閱讀：
朱熹幾乎用了畢生精力研究「四書」。他在34歲時寫成了《論語要義》，10年後又寫成《論語正義》，之後又寫《論語集注》、《孟子集注》、《論語或問》、《孟子或問》。60歲時，他撰寫《大學章句》、《中庸章句》，之後還寫了《大學或問》、《中庸或問》。
他在臨死前三日還修改《大學·誠意章》的注釋。「四書」經過他的反復研究，頗為完整，條理貫通，無所不備。「四書」在南宋以後之所以能代替「五經」的權威，與朱熹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在注釋方式上，朱熹不同於漢唐學者的作風。漢唐學者注釋，注重經書的原本，文字的訓詁和名物的考證分量很重，做法繁瑣。朱熹注釋則注重闡發「四書」中的義理，並往往加以引申和發揮，其意已超出「四書」之外。
總之，朱熹注釋「四書」，目的不僅僅是整理和規范儒家思想，宣揚和貫徹儒家精神，其更主要的目的是把「四書」納入到自己的理學軌道，用「四書」中的哲理作為構造自己整個思想體系的間架。從這個意義上說，《四書章句集注》不僅是儒家學說的大成，而且是朱熹儒學體系的基礎。
Ⅳ 從進取與退讓的角度比較儒家思想與道家哲學的差異性和互補性
我看儒家和道家哲學差異與互補 【轉】
人生哲學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就其內涵而言，古今中西標准不盡而一，甚至大相徑庭。而作為中國數千年文化積淀的古代傳統儒道人生哲學更是博大精深，交相輝映：其主流的內聖而外王的人格觀，執有而空無的境界觀，善死善終的生死觀以及安貧而樂道修養觀等等。無處不體現著中國古人對於人生終極意義的深入思考和不懈的求索。在某種意義它構成了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閃現著中國古代文明的睿智。
提及中國傳統人生哲學，任何人都無法迴避的又是貴為中國古代傳統思想兩大主流－儒家和道家的人生哲學，它們都曾一度為帝王所推崇，成為獨有的統治哲學，而且也是千百年來左右中國文人仕宦或出入廟堂或隱於山林的動力要素，二者迥異成趣，又能相通互補。
儒道兩家，有著不同的思維方式、心理框架和價值系統，相互刺激，相互吸收，推動著民族精神的演進，從而共同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一、陽剛與陰柔 儒道兩家的外在特徵，可用中國傳統哲學的固有范疇「陰陽」來加以概括。儒家學說具有陽剛的特徵，道家學說具有陰柔的特徵。
儒家代表作《周易大傳》中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是儒家所主張的人生態度，也是其學說的一個根本特徵。
實際上，儒家的大同理想，內聖外王之學，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主張，以及「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心態，無不反映出剛健有為、奮進不止的精神。這種陽剛進取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和下層群眾。宋儒歐陽修做學問，抓緊時間，枕上、廁上、馬上皆充分利用，代表的是士大夫心理。 可以說，這是儒家人生哲學的世俗化或大眾化。 道家則是另一番景象。它要清心寡慾，見素抱朴，回到小國寡民的社會，欣賞的是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的「至德之世」。它主張無知、無為、無欲、不爭，它貴柔、守雌、主靜，不象儒家心中充滿「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為人生理想的實現而奮斗不息，而是純任自然，抿滅主體能力，用「以柔克剛」的辦法致勝。 道家思想反映在封建社會的失意知識分子身上，便是陶淵明式的「吾生夢幻間，何世紲塵羈」(《飲酒》)，這是封建社會中相當典型的失意文人的心態，或者是相當一部分文人通過對恬淡生活的追求來自娛，來保持品節，這與儒家「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相通。
二、進取與退守 儒家「陽剛」、道家「陰柔」的外在特徵，實際上是以其人生態度的進退為據的。 儒家人生態度是積極進取的、入世的。孔子念念不忘的是「克己復禮」，是「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為了實現人生理想，成為志土仁人，就須「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即時時事事處處以實踐倫理道德為指歸。孟子堅信人能培養自己的浩然正氣，能盡心、知性、知天，用自己的學說積極影響君主，使其仁政學說澤被天下。董仲舒窮神竭思，構造了一個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神學目的論體系，是為了替漢武帝「持一統」服務，為地主階級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政治理想效力。宋代理學家更是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標榜，將強烈的主體意識滲透於社會生活之中。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言，更是儒家積極進取精神的結晶。 道家人生態度與儒家迥然相異。他們睥睨萬物，「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莊子·德充符》)。他們齊是非、齊萬物，「游乎塵埃之外」(《莊子·齊物論》)，要做超脫人世的聖人、神人、真人。他們感受到了現實生活對人的種種壓抑，但又不敢也無力去改變其消極退守的人生態度。在人生失意之後，最合適的居處便是「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陶淵明：《桃花源記》)的世外桃源。 顯而易見，道家人生哲學與儒家人生哲學之間，形成了既相互對立、又相互補充的關系，使得中國文化很早就有了一個范圍周延、層次完整、性質屬於現世的人生哲學體系。在這個執著於現世的人生哲學體系中，包孕著不同的人生態皮：既有積極入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仁人，也有超然塵外、情慾沉寂、自甘落寞的隱士。正因如此，儒道可以互為補充，成為進退取守皆可從容對待、保持心理平衡的調節劑。而由於二者都把人生價值追求的實現，按照自己的方式，放在今生今世，而不是來世或天圍，所以生長在中國文化土壤上的人，皆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為心理框架。明清之際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說：「得志於時而謀天下，則好管、商；失志於時而謀其身，則好庄、列」，正是「窮獨達兼」的心理框架的顯現。如果說，一種文化的活力和發達，是以它定型時期的理論思想的多樣性和適應性為前提的，那麼，先秦時期莊子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所構成的既是相互對立又是相互補充的關系的意義，也就在於它為以後中國文化的豐富多彩的發展和自我調節能力的發揮，奠定了最早的精神基礎。
儒道兩家，由各自的理想人格和人生態度所決定，在政治取向上，前者傾心於廟堂，後者鍾情於山林。 儒家陽剛進取、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的集中表現，是心在廟堂之上，即一心想參政。孔子周遊列國，是為了參政。孟子曾自稱：「如欲賓士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宋代范仲淹「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雖然有點群眾觀念，但仍是以在朝廷做官為依託的。總之，終封建社會之世，儒者們無不以天子垂詢，身居高位為榮
與儒家相反，道家倒是「淡化當官心理」的。其中相當一部分山水派詩人，奉行是道家的人生哲學。他們以蟒袍加身為自然本性的喪失。建安七子中嵇康就說過「非湯武而薄周孔」(：《與山巨源絕交書》)，「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釋私論》 嚴格地說，山林與廟堂，在封建社會並無不可逾越的界限。真要當隱土的，畢竟是極少數。多數知識分子，只是在失意時借道家學說發泄對現實的不滿，作為心靈創傷的慰藉而已。可以說，他們在台上(廟堂、朝廷)時，是儒家；在台下(山林、江湖)時，是道家。這也就是儒道何以會「互補」，兩種不同人生哲學何以會長期共存並繁榮發展的原因。
三、恆常與變動 在社會歷史和人生歷程的發展方面，儒道兩家的眼光也大不相同。 儒家看到的是穩態的東西，是「經」，是「常」。他們對現實人生的意義持充分肯定的態度。在社會歷史的發展方面，他們看到的是「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荀子.天論），是「天不變，道亦不變」。即使有變動，也只是屬於不可動搖的「常」的補充而已。在人生意義和價值方面，儒家看到並希望的，是通過主體努力，使個人的價值在整體利益的實現中得以體現，並由此將自己的功業融入歷史文化的積累中，從而求得精神上的永恆。他們以仁的實現為己任，「正其誼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居敬窮理」，抑制「人心」，弘揚「道心」，最終目的是「為萬世開太平」。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堅信，人生有其恆定的內在價值，而且這種價值不會因社會變遷、人生際遇的不同而變化，而消失。 道家看到的是另一面。他們眼中的事物，都是變動不居的，沒有質的穩定性。他們感嘆人生的短暫和變化不已，說：「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莊子·秋水》)。當然，他們也認為有恆定的東西，這恆定的東西便是「無終始」的「道」。它「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莊子·大宗師》)。可悲的是，道家愈是標榜「道」的永恆性和絕對性，便愈覺人世之短暫和相對性，從而愈是抱一種「游世」的態度。這剛好與儒家人生哲學的思維趨向相映成趣。
儒道人生哲學的差異和互補，迥異成趣，交相輝映，以其博大精深將永遠閃耀在中國傳統哲學燦爛的文化星空里。
Ⅵ "改過"，"慎獨"，"重行"，"內省"，"自訟"，"居敬".什麼意思
改過，漢語詞彙。拼音：gǎi guò釋義：改正過失或錯誤或錯誤的行為。
儒家的一個內重要概念，慎獨講容究個人道德水平的修養，看重個人品行的操守，是個人風范的最高境界。
重行[chóng xíng]
1.謂不妄動，動必以禮。
2.重予，重加。
3.謂行列非一。
4.謂再嫁。
5.重新開始。
內省[nèi xǐng]
對自己的思想或情感進行考察;自我觀察;對自己在受到控制的實驗條件下進行的感覺和知覺經驗所做的考察
.向內看(如一個人自己的心理);用內省法察看(如自己)
自訟 [zì sòng]
[解釋] 1.自己責備自己 2.為自己訟訴
居敬，拼音jū jìnɡ，謂持身恭敬。
Ⅶ 儒家兩個半聖人除孔子外，為何王陽明、曾國藩都只是出現在明清
這問題是看多了市面上的各種流行讀物才發的問吧。
這么說讓朱熹老夫子怎麼過？
真要有聖人的話，也看怎麼個標准。如果按照孔廟從祀的規格看，王陽明、曾國藩都不在裡面，連自稱聖人的康有為都摸不到門檻。
孔廟大成殿里供奉著歷朝歷代的儒家先賢，正中是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孔子，塑像坐高3.35米，頭戴十二旒冠冕，身穿十二章王服，手捧鎮圭，一如古代皇家禮制。依次是四配，也就是四個聖人，他們是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再下面是十二哲，他們是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有若、朱熹。看看吧，除了朱熹是宋朝的，其餘幾位VIP可都是春秋戰國時期的。
朱熹對儒學的發展到底有多大貢獻？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歲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專心儒學，成為程顥、程頤之後儒學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與呂祖謙、陸九淵等會於江西上饒鉛山鵝湖寺，是為著名的鵝湖之會，朱陸分歧由此更加明確。朱熹在「白鹿國學」的基礎上，建立白鹿洞書院，訂立《學規》，講學授徒，宣揚道學。在潭州（今湖南長沙）修復嶽麓書院，講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以及居敬為主旨。他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後人稱為程朱理學。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間，力主抗金，恤民省賦，節用輕役，限制土地兼並和高利盤剝，並實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參加了鎮壓農民起義的活動。朱熹在從事教育期間，對於經學、史學、文學、佛學、道教以及自然科學，都有所涉獵或有著述，著作廣博宏富。
朱熹一生自舉進士至死，凡五十年，經歷了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仕於外者共九年，立於朝者四十日，為寧宗講《大學》。其餘四十年過著講學著書生活。其著作有《周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四書或問》、《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楚辭集注辨正》、《韓文考異》、《參同契考異》、《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鑒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等。此外，還有《文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閡人輯錄的《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其易學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義》、《易學啟蒙》、《朱子語類》等書中。按朱熹《年譜》，《周易本義》成書於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啟蒙》成書於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志著封建社會更趨完備的意識形態。元朝皇慶二年（1313）復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標准取士，朱學定為科場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後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朱熹的學說，也對後來明朝王陽明的心學有深刻的影響。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學基礎上的突破。朱熹的學術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響。
儒家的聖人是孔子，亞聖是孟子，這是毫無疑問的。
集心學大成的王陽明的確算個聖人，但是曾國藩雖然被譽為「古往今來第一完人」，但明顯是官場應酬的溢美之詞，後來被當代的一些成功學家反復拿來為成功學站台，更是一種文化陷阱。
曾國藩在思想建樹上，不用說聖人，連同時代都未必是巔峰。
但是題主提出的問題還是蠻有意思的，為什麼明朝有思想家，而漢唐宋元都差一點呢？
漢朝思維跑偏
漢朝不是沒有思想家，而是當時的思想家都被玄學耽誤了。比如當時的許多經學家和兩晉時代的狂士，在哲學思辨上都有可取之處的。但我們今人的主流思想是唯物主義歷史觀，所以會覺得那個時代的思辨沒有價值。
唐朝牛逼人太多了
唐朝是一個務實的朝代。唐人多是自帶老大帝國心態的，同時唐人在文學上創造了迄今為止仍未被超越的高峰，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雙峰並峙。唐朝是一個群星閃耀的時代，而不是一顆太陽光芒照徹的孤星時代。所以沒有特別突出的思想家。
宋人開始醞釀著思維的飛躍
宋朝的經濟大發展，儒家開始了理學和心學的分流。這個時代的主流思想狀態已經開始了反思和討論。從陸九淵和朱熹的「鵝湖之會」開始，中華文明正孕育著一次思想上的躍進！
王陽明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
明朝的王陽明是心學大成者，這一點即有王陽明本人的主觀原因在里邊，更多的是從宋朝就開始的哲學大討論的結局。
那麼剩下的元朝與清朝是怎麼回事呢？元朝和清朝都是游牧民族對農耕文明的入侵，如果用歐洲人歷史學家的話說就是野蠻人入侵，這對中華文明是一個毀滅性的沖擊，造成了整個時代的思想退步，所以大環境惡劣也就很難再出現思想上的巨人，也就不會有聖人出現了！
Ⅷ 孔孟程朱、其中程朱分別指誰啊
程朱理學是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和南宋理學家朱熹思想的合稱。
存天理，去人慾（六字概括）
二程曾同學於北宋理學開山大師周敦頤，著作被後人合編為 《河南程氏遺書》。他們把「理」或「天理」視作哲學的最高范疇，認為理無所不在，不生不滅，不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會生活的最高准則。在窮理方法上，程顥「主靜」，強調「正心誠意」；程頤「主敬」，強調「格物致知」。在人性論上，二程主張「去人慾，存天理」，並深入闡釋這一觀點使之更加系統化。二程學說的出現，標志著宋代理學思想體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時，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個完整而精緻的客觀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
他認為，太極是宇宙的根本和本體，太極本身包含了理與氣，理在先，氣在後。太極之理是一切理的綜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時空，是「萬善」的道德標准。在人性論上，朱熹認為人有「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前者源於太極之理，是絕對的善；後者則有清濁之分，善惡之別。人們應該通過「居敬」、「窮理」來變化氣質。朱熹還把理推及人類社會歷史，認為「三綱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們應當「去人慾，存天理」，自覺遵守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規范。朱熹學說的出現，標志著理學發展到了成熟的階段。
宋元明清時期，歷代統治者多將二程和朱熹的理學思想扶為官方統治思想，程朱理學也因此成為人們日常言行的是非標准和識理踐履的主要內容。在南宋以後60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程朱理學在促進人們的理論思維、教育人們知書識理、陶冶人們的情操、維護社會穩定、推動歷史進步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同時，它對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歷史和文化發展，也有巨大的負面影響。不少人把程朱理學視為獵取功名的敲門磚，他們死抱一字一義的說教，致使理學發展越來越脫離實際，成為於世無補的空言，成為束縛人們手腳的教條，成為「以理殺人」的工具，從而反映出它的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
Ⅸ 儒家亞聖的祭祀朝拜聖地是怎樣的
孟子，名軻，是我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廟又稱亞聖廟，位於山東省鄒城市城南，是歷代祭祀孟子的場所。
孟子及其門人著有《孟子》一書，孟子繼承並發揚了孔子的思想，成為僅次於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對我國文化的影響全面而巨大，有「亞聖」之稱，與孔子合稱為「孔孟」。
早在東漢時，京兆長陵人趙岐在《孟子題詞》中，稱孟子為「命世亞聖之大才」，東漢王充在《論衡》一書中，亦稱頌孟子為「亞聖之才」。
「亞聖」作為官方稱謂，起源於元代。元文宗孛兒只斤圖帖睦爾加贈孟子為「鄒國亞聖公」，孟子開始被尊封為「亞聖」。
孟廟呈長方形，院落五進，殿宇64間，佔地60餘畝，廟內古樹蒼郁，蔥籠茂密，堪稱奇觀。
孟廟正南門為「欞星門」，是孟廟內的第一座木架結構門坊，坊額上楷書「欞星門」3個光彩奪目的貼金大字，是後來清朝同治年間的山東巡撫丁寶楨的手書。
據《後漢書》記載：
欞星，天田星也。欲祭天先祭欞星。
古人認為「欞星」是天上的文星，「主得士之慶」，天子祭天必先祭欞星。孟廟第一道大門以「欞星」命名，即意味著孟子是天上的文星下凡，也含有尊聖如天的意思。
欞星門四柱三洞，雕梁畫棟，色彩絢麗，重檐斗拱，凌空欲飛，高大威嚴。在封建社會，欞星門只有每年農歷二月和八月舉行祭祀孟子大典之日，或者皇帝和欽差大臣前來拜謁孟廟之時才打開，平時閉門不啟，以示嚴肅莊重。
門內東西兩邊各建有一座互相對稱的歇山轉角、斗拱承托的木坊，東名「繼往聖」，西名「開來學」，以此來表彰孟子對儒家學說起到的「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功績。
進欞星門為孟廟的第一進院落，北牆正中是座精雕細刻的石坊，名為「亞聖坊」，也是孟廟第二道門坊。這座石門坊為四柱三門，柱為八棱，頂端裝飾古瓶、朵雲，類似華表。
坊額正中刻楷書「亞聖廟」3字，東側門楣坊心線刻雲龍，西側門楣坊心線刻長有雙翼展翅飛翔於流雲之中的翼龍。石坊東側豎有1581年明朝時期的《鄒國亞聖公廟》石碑一通。據碑文可知，這座門坊原為明代的孟廟大門。
穿過亞聖廟石坊，便進入孟廟第二進院落。院內古柏蒼蒼，翳天蔽日，雖歷經滄桑，依然枝幹挺拔。院中有一條磚鋪甬道，直通「儀門」。這是一座歇山式斗拱承托三啟門洞的高大門樓。門額上懸一豎匾，上書「泰山氣象門」5個大字，所以儀門也稱泰山氣象門。
「泰山氣象」4字取義於程子之說：
曰仲尼元氣，顏子春生，孟子並秋殺盡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之氣象也。
過儀門便是孟廟的第三進院落，院內的東西兩側各建有一門，是平常出入孟廟的通道。東門原名為「鍾靈門」，西門原名為「毓秀門」，後來清乾隆年間進行修葺時，將門名分別改為「知言門」和「養氣門」，二者取義於《孟子》七篇中的「淫辭知其辟」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知言門和養氣門的南側，分別建有「祭器庫」和「省牲所」是專門存放祭祀孟子所用祭器和祭品的地方。
在知言門外，植有45棵檜柏，沿廟牆一字排列，檜柏拔地參天，姿態萬千，頗為壯觀。最南端的一株是世所罕見的「柏抱槐」。
柏抱槐在3人才能摟抱過來的古老的側柏樹干之中，從根部起在樹干中心突生出一株巨槐，兩樹身干合為一體，上面雖枝葉交錯，但柏槐叛然，青蔥茂密，是我國罕有的雙樹寄生，有人把「柏抱槐」形容為「夫妻樹」，觀其連理纏綿，相依為命，相互擁抱，永不分離的形態，的確有深情厚愛的象徵意義。
院內的北壁有並列著的三門，中為「承聖門」，東為「啟賢門」，西為「致敬門」。「承聖」兩字，取孟子上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統緒之含義。而「啟賢」則含有贊頌孟子父母有「啟毓聖賢」之貢獻的意思。
在養氣門外，建有一座橫跨大街的木坊，為四柱三洞，丹薨碧瓦，飛檐翹角，彩畫鮮明。檐下半拱11踩5翹，正中一間懸山式坊頂高出兩側歇山式坊頂，主次分明。4個歇山式坊角向外伸出，高高翹起。木坊正中門楣橫書「亞聖」兩字，故名「亞聖木坊」。
承至門左側，建有一座高大的碑亭，重檐翹角，斗拱承托，綠色琉璃瓦覆頂，貼金彩繪，富麗堂皇。亭內放置清康熙的《御制孟子廟碑》一幢，故稱此亭為康熙御碑亭。碑額浮雕泰山祥雲、二龍戲珠等圖案，雕刻技藝精湛，形象逼真。
碑座為一巨大石雕，獅頭、龜背、鷹爪、蛇尾的似龜非龜怪獸。據徐應秋《玉芝堂·龍生九子》中說，此獸叫「霸下」，又叫「贔屓」，傳說是龍的第六個兒子，喜文好負重，力大無窮。這塊石碑是孟廟中最大的一塊石碑，碑文字體工整秀麗，是後來的清聖祖玄燁所御筆親書的。
每年農歷正月十六，是孟廟一年一度的廟會，這天，當地群眾絡繹不絕來孟廟趕會，百姓稱之為「走百病」。人們不僅爭相往碑座下的縫隙里投擲硬幣，而且都要用手摸摸這座石雕怪獸的腦袋和屁股，說是：
十六摸摸烏龜頭，全年高興不發愁；
十六摸摸烏龜腚，全年消災不生病。
以至於這碑座贔屓的頭和屁股被人們摸得越來越光滑了。碑亭的東側豎有《孟母斷機處》、《子思子作中庸處》、《孟母三遷祠》和乾隆皇帝的《述聖子思子贊》、《述聖子思石刻像》等石碑數幢。
這些石碑原來立在古城南門外左側的「孟母斷機堂」和「子思書院」處，因這兩處古建築毀於戰火，遂移至孟廟內保存。
進入承聖門便是孟廟的第四進院落，即中心院落，孟廟的主體建築「亞聖殿」就坐落在院中高台之上。亞聖殿前建有「東廡」和「西廡」各七楹。
院內甬道東邊建有「乾隆御碑亭」一座，為單檐斗拱、黃色琉璃瓦覆頂的方形建築，亭內立有乾隆皇帝手書的《亞聖孟子贊碑》。
在亞聖殿前的露台之下有一口古井，井畔圍有石欄，井名為天震井。據井旁的碑刻記載：
1672年的清康熙年間，廟前演戲，忽日中聲震如雷，聞者環顧失色，見階前陷有甓甃圓痕，熟視乃井也。十二年為修廟之用，額之曰天震井，砌之以甓，環之以石，並書其跡從志異雲。六十四代孫孟尚錦識。
亞聖殿是孟廟的主體建築，殿為七楹，高17米，進深20米，橫寬28米，是一座綠色琉璃瓦覆頂、重檐歇山式宮殿型建築。大殿四周，列有擎檐的巨型石柱26根，每柱都呈八角形。柱下以石鼓為礎，彭下又以石刻覆蓮作承托。
據考證，石刻覆蓮是宋代建造此殿時所刻制，而巨型石柱則為明代維修此殿時所制。殿前廊檐下的8根石柱，都飾以淺浮雕，殿門兩側4柱正南面鐫刻翼龍在雲中翱翔，栩栩如生，世所罕見。其餘各面刻有寶相牡丹或纏枝西番蓮花。
殿檐下的梁坊斗拱皆飾以雲龍和彩繪貼金工藝，可謂精美絕倫。大殿正面重檐之間，高懸一匾，上書「亞聖殿」楷書貼金大字，四周環繞以精雕的5條金龍。
殿之正面朱槅並列，正中門額上懸掛「道闡尼山」橫匾一塊。殿內承以8根巨型朱漆木柱，迎門兩柱正面凸鐫一副巨型抱柱對聯：
尊王言必稱堯舜；
憂世心同切禹顏。
門匾和對聯都是後代的乾隆皇帝手書。大殿正中，在雕龍貼金的神龕內，供奉著袞冕九旒九章的孟子塑像。東側神龕內，供奉著孟子弟子利國侯樂正子的塑像。
樂正子，復姓樂正，名克，戰國時魯國人，1115年被封為利國侯。孟子曾以善人、信人稱之。朝廷封侯時的詔旨稱樂正子為「學古之道好善，優於天下，追以侯爵，其配食焉。斯文之光，萬古不泯。」
殿內的殿頂為團龍彩繪的承塵藻井，精美絕倫。在藻井之下，橫懸清雍正皇帝手書「守先待後」金匾一塊。
宏偉壯觀的亞聖殿，除用於紀念孟子之外，還是一處集古代建築、雕刻、鑄造、繪畫於一體的藝術博物館。
亞聖殿既有創建時的石刻覆蓮柱礎，也有明代大修時增添的減地淺線雕刻石柱，又有清康熙年間重建的木架結構，可謂古代建築的典範。它與曲阜孔廟的「大成殿」遙相呼應，相得益彰。
「兩廡」位於亞聖殿前東西兩側，為左右對稱式建築，歷代經過多次修葺。兩廡各7楹，高8米，縱深8米，橫寬25米。兩廡是供奉孟子弟子和歷代對於孟子學說有研究有貢獻的學者的場所。
孟子弟子從祀始於宋代，據記載：
元貞元年，居敬既修建縣學，為營兩廡新階，配公孫丑而下十有九人，冕服視爵秩
兩廡室內各建神龕3座，內安放木製神主牌位，但是卻沒有塑像。東廡3龕共從祀11人，南龕為先儒高子、先賢公都子、先儒盆成括。
高子是戰國時期齊國人，曾從師於孟子，宋時封爵為泗水伯，清乾隆時改稱為先儒高氏。
公都子為楚國人，孟子稱他有學業，並有好辨之問，有性善之問，又與孟季子有義內之辨。宋時封爵為平陰伯，清乾隆時改稱先賢公都子。
盆成括復姓盆成，名括。孟子稱其「小有才，未聞大道，仕齊見殺」。宋時封爵為萊陽伯，清乾隆時改稱為先儒盆成氏。
中龕從祀先儒屋廬連、先儒浩生不害、先賢公孫丑、先儒陳臻和先儒錢唐。
屋廬連復姓屋廬，名連。「嘗著書言彭聃之法。後學於孟子，與任人辨禮與食、色之輕重，及論季子儲子之交際。」宋時封爵為奉符伯，清乾隆時改稱為先儒屋廬氏。
先儒浩生不害為齊國人，「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宋時封爵為東阿伯，清乾隆時改稱為先儒浩生氏。
先賢公孫丑為齊國人，「有政事之才」和「不動心」之問，曾經仰慕管仲的才學，並從師於孟子。宋時封爵為壽光伯，清乾隆時改稱為先賢公孫子。
先儒陳臻。齊人，《孟子》中載有他與孟子關於「辭受、去就、收予之禮」等問題。宋時封爵為蓬萊伯，清1756年改稱先儒陳氏；
先儒錢唐，字惟明，是浙江象山人。明初任刑部尚書。明太祖朱元璋因《孟子》中有「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之句，勃然大怒，議罷孟子配享。並下詔說如果有誰覲見或上奏摺，就以大不敬論處，且命金吾射之。
錢唐抬棺上朝，抗疏入諫說：「臣為孟軻死，死有餘榮」。朱元璋被錢塘的真誠所感動，並沒有定他的罪，而且還罷廢了配享之議，後來在清同治年間附祀於東廡。
北龕從祀的是先儒韓愈和先儒子叔疑。
韓愈字退之，河南河陽人，唐代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思想上尊儒排佛，極端推崇孟子，謂孟子「功不在禹下」。因其推尊之功，宋時在正殿的西側立祀祭奉，其封爵為昌黎伯，清乾隆時改稱為先儒韓氏。
先儒子叔疑是孟子的弟子，宋時封爵為承陽伯，清乾隆時改稱先儒子叔氏。
西廡三龕，從祀9人。南龕從祀的為先儒季孫氏、桃應和孔道輔。
季孫氏為孟子的弟子，宋時封爵為豐城伯，清乾隆時改稱為先儒季孫氏。先儒桃應也為孟子弟子，據說他「有皋陶為士、瞽瞍殺人之問」。宋時封爵為膠水伯，清乾隆時改稱為先儒桃氏。
先儒孔道輔，字原魯，孔子的第四十五代孫。宋景佑年間，知兗州府訪得孟子墓在四基山之陽，於是「傍冢為廟」，成為祭祀孟子的開始。同時，他訪得孟子的後裔，並薦於朝廷授予官職。乾隆時「部文頒示稱先儒，位在唐韓愈之下」。
中龕從祀的是先儒孟仲子、先賢萬章和先儒充虞。
孟仲子一說是孟子的昆弟，一說為孟子的兒子。宋時封爵為新泰伯，清乾隆時改稱先為儒孟氏。
先賢萬章為齊國人，孟子的弟子。孟子去齊，「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中第五篇即為萬章篇。宋時封爵為博興伯，清乾隆時改稱為先賢萬子，並在鄒城西南3000米處建萬章之墓。
先儒充虞是孟子的弟子，有「木美之問」和「不豫色之問」，並以孟子以前所言「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來慰藉孟子。宋時封爵為昌樂伯，清乾隆時改稱為先儒充氏。
北龕從祀的是先儒彭更、先儒徐辟和先儒咸邱蒙。
彭更為孟子的弟子，曾問孟子說：「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孟子回答說：「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宋時封爵為雷澤伯，清乾隆時改稱為先儒彭氏。
徐辟為孟子弟子。宋時封爵為仙源伯，清乾隆時改稱為先儒徐氏。咸邱蒙復姓咸邱，名蒙，齊國的一名隱士，也是孟子的弟子。宋時封爵為須城伯，清乾隆時改稱為先儒咸邱氏。
亞聖殿之後為寢殿，有高築的甬道同亞聖殿後檐台相連接。亞聖殿始建於元代，原名為「邾國公祠堂」，是供奉孟子父母的殿堂。
後來到明弘治年間對孟廟修葺時，將殿名改為「寢殿」，成為祭祀孟子夫人田氏的專祠。殿內供奉「亞聖夫人田氏之位」的木製牌位，後又改為展覽孟子生平事跡的地方。
寢殿為五楹歇山式建築，高11米，縱深12米，橫寬21米。殿前露台之下甬道右側豎有元代同時鐫刻有八思巴文和漢文互相對照的褒崇孟子父母的《皇帝聖旨碑》。
露台和甬道之上有3棵古檜樹，相傳在北宋年間就應種植了，已經有近千年的歷史，但是古檜柏依然青翠蓊鬱，茁壯茂盛。
啟聖殿原名為「邾國公殿」，是供奉孟子父親啟聖邾國公的殿堂。啟聖殿位於孟廟的第四進院落東路，啟賢門內，亞聖殿左側。殿為五楹，四周出廈，單檐歇山式建築。殿高10米，東西橫寬12米，南北縱深10米。
孟子的父親名激，字公宜。殿正中神龕內安置冠服七旒七章的孟子父親塑像，像前木牌位上楷書「啟聖邾國公之位」。
在啟聖殿的西側，碑碣林立，是孟廟各類石碑的存放之處，稱為孟廟碑林。碑林保存了孟廟歷代碑碣280多通。
從年代上分，有秦、漢、晉、唐、宋、金、元、明、清各代石碑。從字體上分，有篆、隸、行、草、楷書等。從文字種類上分，除漢字外，還有蒙文。
從形式上分，有文言亦有白話，有文字亦有圖畫。從內容上分，有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地震災害等各方面的記述。
孟廟碑林實為研究我國文字沿革變化和歷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及書法藝術發展變化提供了珍貴的資料，是我國除西安碑林、曲阜孔廟碑林之外的又一大型碑林。
在這些碑刻中，宋代封贈孟子的《尚書省牒文碑》和《先師鄒國公孟子廟記》碑，對研究考證孟子的封贈及孟廟變遷歷史是非常珍貴的實物資料。
除碑刻外，還保存著近代從各地陸續收集來的漢代石人、石羊，有隋唐的石造像，元代的盤龍高浮雕石柱，明代石棺等，還有100多塊漢代墓畫像石，有西漢的多線刻、淺雕人物、龍獸，東漢的各類浮雕。
漢畫像石內容豐富，生活氣息濃厚，藝術造詣高超。這些藝術珍品像一朵朵奇花異葩，為古老的聖廟增添了光彩。
孟母殿位於啟聖殿之後，有高築甬道相通，是供奉孟子母親的殿堂。該殿原名為「宣獻夫人殿」，後改為孟母殿。殿高8米，東西橫寬11米，南北縱深9米。
殿內沒有塑像，正中神龕內安放一木主牌位，其上楷書「鄒國端范宣獻夫人之位」。東壁有一神龕，內放孟子的立體石刻像一尊。
據舊縣志載，這尊石刻像是宋景佑年間孔道輔修理孟母墓時所刻制的，定名為「孟子自刻為母殉葬石像」。
殿內西側豎有1749年清乾隆皇帝的致祭碑，後人稱譽孟母「三遷之教，炳彪天壤。子之聖即母之聖」。《韓詩外傳》載：「對孟子之語實天下為人姑者之模範，矧獨母教而已哉。」
孟母早在唐代即辟有專祠歲祭，宋代被封為「邾國宣獻夫人」，清乾隆年間加封為「鄒國端范宣獻夫人」。
致嚴堂位於亞聖殿西側孟廟第四進院落的西路，穿越致敬門，為一方形過道小院，正北有一門名為「齋戒門」，門內是一座雅靜秀麗的小庭院。院內外四周牆壁上鑲嵌著50多通碑刻，多為歷代名人文士前來孟廟晉謁游覽留下的詩詞題詠。
齋戒門內的東西兩側，有一雌一雄兩株古老巨大的銀杏樹參天而立，綠蔭蔽滿整個庭院。西側有一株古老的紫藤蘿旋轉曲折，宛如游龍，纏繞著銀杏樹干，一直伸到樹頂，宛如虯龍百折，逶迤起伏，騰空而起。
每到初夏時節，一串串葡萄似的紫藤花盛開，散發出陣陣誘人的清香，別有情趣。初冬時節，則銀杏累累，扇形樹葉呈米黃色，裝扮得庭院古樸幽雅。
院北建有堂三楹，即「致嚴堂」，取意於「祭則致其嚴」，即嚴肅、誠敬之意。堂中懸有1911年孟子第七十三代孫孟慶棠手書的「致嚴堂」橫匾一塊。此堂原名「齋宿所」，是孟子嫡系後裔祭祀前沐浴、更衣、齋戒之所。
祧主祠位於亞聖殿之西側，致嚴堂之後。亞聖殿西側有一小門，名為「義路」，可通往祧主祠院。祧主祠是孟氏家廟，確切地說是孟氏遠祖之廟，建於1830年。
祠為三楹，高7米，東西橫寬10米，南北縱深8米。祠內安放孟氏大宗戶五代以上至二世祖的木製神主牌位。古時卿大夫立廟，祀太高祖以下五世，再上，則祧而遷其主。孟氏大宗，以孟子為不祧之祖。
孟府大堂東側建有「五代祠」，祀大宗主鬯之五世，降則遷其太高祖以上之主於此，遠依始祖，昭穆秩然。祠門上正中懸掛一豎匾，上書「孟氏大宗祧主祠」7字。
焚帛池位於祧主祠之後的一個獨立小院內，孟廟寢殿的西側。院子的東南向開有一小門，與亞聖殿院相通。院的正中建有一座方形垣牆，門向正南，其內正中偏北建有一須彌座的磚台，台上放置一石雕長方形池子，正面刻有楷書「焚帛池」3字。孟氏後裔每次祭祀祖先後，即在此處焚燒祭文。
在焚帛池院的西垣牆上，斜倚著一株古槐，經測量，原樹干直徑在6米以上。古槐乾枯的樹皮上又重新生長出新的樹干，高大茂盛。
中空的樹干形成直徑約一米的圓洞，入夜，明月從洞中透出，被稱之為「洞槐望月」，頗富古雅奇趣，成為孟廟的一景。據考證，這顆槐樹的年齡要比孟廟的歷史還要長。
孟廟古樹繁多，是孟廟一大奇觀。廟內共有各種樹木多達430多株，多為古老的松檜和側柏，又有銀杏、古槐、紫藤等點綴其間。這些樹木，冬夏長青，形狀特殊別致，如虯如龍，如獸如鳳，千奇百怪，姿態各異。
而翱翔棲息於古木中的各類飛鳥，也是孟廟的一景。古木森蔚的孟廟內，各種鳥類群集於此。尤以灰鶴居多，數以千計。每逢夏季，游覽於孟廟之內，觀古樹雲鶴，聽松濤轟鳴，聞朴面清香，心曠神怡。
Ⅹ 宋代儒學的變化情況及對教育的影響
1.程顥、程頤（二程),他們確立了理學最高范疇"天理",認為其核心就是"仁"
修養的最高境界也是"仁".仁者不但能化萬物為無形,而且能獲得高度的主體自由和極大的精神滿足,這就是"孔顏之樂"
2.朱熹是南宋理學的集大成者,他全面總結了北宋以來的所有理學成就,建立了一個完整而精緻的客觀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理氣論
他認為，太極是宇宙的根本和本體，太極本身包含了理與氣，理在先，氣在後。太極之理是一切理的綜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時空，是「萬善」的道德標准。
在人性論上，朱熹認為人有「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前者源於太極之理，是絕對的善；後者則有清濁之分，善惡之別。人們應該通過「居敬」、「窮理」來變化氣質。朱熹還把理推及人類社會歷史，認為「三綱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們應當「去人慾，存天理」，自覺遵守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規范。
朱熹學說的出現，標志著理學發展到了成熟的階段
朱熹為<四書>作註解使其成為儒家主要經典,主席在歷史上被譽為,繼孔孟之後的一代儒學宗師
朱熹的思想作為官方的正統儒學,影響了後世,並對維護封建專制統治起了重要作用.
3.陸九淵心學：
陸解說「宇宙」二字為：「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陸「主張『吾心即是宇宙』，又倡『心即理』說。斷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來今，概莫能外。」 「認為治學的方法，主要是「發明本心」，不必多讀書外求，「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
程朱理學主要觀點總結：1.理為萬物本源
2社會倫理道德是天理的反應，人應遵守道德，服從統治。
3.人與和天理是對立的，要存天理，滅人慾。
4.主張通過「格物致知」更好的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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