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论语这篇学说有什么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相约法国巴黎，联袂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汲取孔子的智慧。南怀谨先生言：?孔子学说与《论语》的价值，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对它的原文本意，只要不故加曲解，始终具有不可毁的不朽价值，后起之秀，如笃学之，慎思之，明辨之，融会有得而见之于行事之间，必可得到自证。一、《论语》影响中华民族巨大深远
第一, 《论语》的语言影响同它的思想影响一样,遍及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等。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与其他学派尚处于平等地位。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以后,儒学成为国学,其地位便一跃而在其他学派之上了。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清代末期。民国以后,这种局面在我国广大农村依然存在着。四十年代末,尽管已开了新学的课程,讲堂上仍然供着孔夫子,学生到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孔夫子鞠躬。儒学成为国学,意味着它已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意识,左右着国家政治、思想、道德、文化、教育的发展。作为儒家核心著作的《论语》,其影响更是不言而喻。《论语》没有说及经济,但意识形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促进或者制约经济。《论语》所表述的行为规范,对后来农村经济的发展,仍然是有影响的。
第二, 《论语》中的许多语句都变成了成语。例如“不惑”(“为政”篇) 、“和为贵”(“学而”篇) 、“既往不咎”(“八佾”篇) 、“鸣鼓而攻之”(“先进”篇) 、“杀鸡焉用牛刀”(“阳货”篇) 、“三人行必有我师”(“述而”篇)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篇) 等等,皆属此类。另外有一些成语则由《论语》里的话节缩或改造而成。如“居敬而行简”(“雍也”篇) 节缩为“居敬行简”, “敬鬼神而远之(“雍也”篇) 节缩为“敬而远之”,“片言可以折狱”(“颜渊”篇) 节缩为“片言折狱”, “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篇) 改造为“见义勇为”, “民无所措手足”(“子路”篇) 改造为“手足无措”,“举一隅不以三隅反”(“述而”篇) 改造为“举一反三”。未成成语者,也被当作经典性的语言来引用或者化用。民国初年,有名“蹶张”者寿军阀张敬尧一副对联:“这督军合唤作祸害一千年。博其欢心,莫如敬。冰敬炭敬,孝之用在敬,不敬何别于犬马。俺省长犹算辖畸零二十县。上个徽号:大哉尧。服尧行尧,人皆可为尧,唯尧能保我子孙。”在这副对联中,有两处语言引自或者化自《论语》。“为政”篇:“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上联“孝之用在敬,不敬何别于犬马”两语由此化出。“泰伯”篇:“大哉尧之为君也!”下联“大哉尧”一语由此节引而出。1917 年,军阀张子志、张敬尧领兵南下扰湘,激起民愤,又有人以二人姓名为题作了一联嘲讽之:“此子本俗人,偏说是志在高山,志在流水; 吠尧原桀犬,何曾识敬以为国,敬以临民。”这副对联本身虽没有一句出自《论语》,但其用以点出二人之姓的横批“堂堂乎张也”却直接引用了《论语》“子张”中的话。笔者在《论语》中随意抽了三篇对其句中的成语进行统计,“为政”篇为20/ 98 ,“述而”篇为25/ 111 ,“颜渊”篇为24/ 118 , 比例分别为20. 4 % , 22. 5 % ,20. 3 % ,都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中“为政”篇与“述而”篇的成语都出自孔子说的话,“颜渊”篇有一小部分出自孔子学生的话。成为成语的比例竟如此之高,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仅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
第三, 《论语》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亦很有影响。今年7 月初,我到云南剑川考察,就听到《论语》的一些成语在白族口语中使用。张文渤先生给我写了好几句,看如下两例:
Let tail zil cux danx senp buf sanb lap. (白语)
勒台至初耽神剥散啦。(直译)
这件事那我就当仁不让了。(意译)
Nanl gvp al da bat nox buf yif luf hux. (白语)
那古阿大把笼剥益乐呼。(直译)
你们在这里干得不亦乐乎。(意译)
“当仁不让”出自《论语》“卫灵公”篇。“不亦乐乎”出自《论语》“学而”篇。
第四,在海外华人中,不管他们在中国时属于何种民族,也不管他们在居住区又学习了何种语言,作为母语的汉语仍然一代一代的传承着。由于他们的启蒙教育总少不了四书五经的内容, 《论语》对其语言的影响,自然也延续了下来。《论语》语言对中华民族语言的巨大影响已经持续两千多年了。其他典籍的语言,对中华民族的语言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没有一本可以同《论语》相匹敌。
Ⅱ 朱熹为什么是儒学的集大成者
理学发展到南宋时期，终于迎来了一位集新儒学思想之大成的哲人，他就是南宋中期学术成就昀高、影响昀大的一代名儒朱熹。朱熹，小名沋郎，字元晦，号晦庵，祖籍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出生于南剑州尤溪。朱熹受教于父，他的父亲朱松曾得充福建政和县尉小官，携全家赴任，后调任尤溪县尉。朱熹降世不久，朱松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
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朱熹从小聪慧过人，且勤于思考，学业大进，8岁便能读懂《孝经》。他入学之后跟从老师读书，老师便教他读《孝经》，他看过一遍，就在书上写道：“不能像这样去做，就不能算作一个人！”
朱熹14岁时，父亲去世，他从父命受学于父亲的友人胡宪、刘勉之等。胡宪、刘勉之所授的皆为道学。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胡宪、刘勉之等皆属后者。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
1148年，经过科举考试，朱熹进士及第，授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薄，开始了仕途生涯。
1160年，朱熹31岁时，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字“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理学这一套客观唯心主义体系。
在宋金关系紧张之际，朱熹上奏皇帝，提了3项建议：一是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是罢黜和议；三是任用贤能。
朱熹的奏章获得了宋孝宗的赞赏，他召见了朱熹。朱熹由此声名鹊起，更为人所关注。1167年，八月金秋，秋高气爽，朱熹偕学生林用中、范念德从福建赶赴湘江畔的长沙城。一路上，朱熹一行无暇他顾，渡过湘江，赶往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三月。考虑到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朱熹和张栻决定采取会讲的方式，公开辩论，以求得更大范围的解惑。会讲的主要议题是“太极”和“中和”。朱张会讲，盛况空前，学生多达千人之众，其声势为全国之昀。据说，岳麓书院的走廊、庭院到处都是前来听讲的人，他们骑来的马匹，竟然将大门前水池中的水都喝干了。
朱张会讲，双方你来我往，辨析质疑，议论风声。会议持续三天，三天里，许多重要的儒学概念，如“中和”、“太极”、“仁”，都在讨论之列。
一人先立论陈述，另一人则指出其不足，前一人或辩驳，或补充，如此循环往复。会讲妙语、妙论迭出，令听者大呼过瘾，并为之拍案叫绝。会讲中，朱熹接受了张栻的部分观点，而张栻也接受了朱熹的部分观点。这次会讲对扭转湖南学风起到了重大作用，从此后，湖南学者逐渐抛弃了急迫争强好胜之风，开始注重涵养，心态日趋平正。
会讲后，四方学生接踵而至，岳麓书院地因人重，名扬天下，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研习理学。自此之后，儒学才去短集长，臻于成熟。
1180年，张栻不幸离世，弟子转投他人门下，书院一时寥落。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重整岳麓书院，亲自讲学。岳麓书院东山再起，再度繁荣。
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进行学术讨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鹅湖之会的讨论中心是道德修养和“教人之法”等，讨论一开始，就充满了十分激烈的气势。双方你来我往，相互提问，相互诘问，此次辩论持续了3天，不分胜负。
双方的差异主要在教人的方法上。朱熹的治学方法是“道问学”，通过格物致知，以博览群书和观察外物来启发心智。而辩论的另一方陆九渊则主张“尊德性”，要“发明本心”，认为一味读书穷理，不过如同蛆虫吞食书本，对人认识自己的本心毫无裨益。可以说，双方各有优胜之处，需要相互融通互补。
鹅湖之会虽无定论，朱熹和陆九渊的分歧也没有弥合，但这种良性的学术互动，对理学发展却产生了推动作用。朱熹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朱熹学说的昀高范畴是“理”，他认为“理”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本原。理在天地之先就有了。有了“理”才生出天地，要是没有理就没有天地，也没有人物，而“理”又是永恒不变的。
朱熹认为“理”相当于“道”，是无形的。“气”也是“理”产生出来的；“气”再生万物。关于“理”与“气”的关系，“理”在“气”中，“气”体现了“理”。“理”与“气”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分不开的，故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朱熹所说的“理”相当于周敦颐所说的“太极”，朱熹认为天地之中有“太极”，万物之中也有“太极”。这就是说，天地万物都有“太极”，也即只有一个“理”。他说：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来说，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来说，则万物中各有自己的太极。即总的说来，天地万物之“理”，就是“太极”，它本身只有一个，但它又体现在天地之中，因此万物之中也有它。
朱熹用“一月映万川”作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理”或者“太极”，就如天上的月亮一样，只有一个，但体现在万事万物之中，就像月亮映在无数江河湖泊里一样，到处都能看得见。
朱熹使儒家的伦理规范上升为宇宙之理，获得了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和至上性。他对“理”的宇宙本体地位从理论上展开了比其他宋代儒学更加精密的论证。
在二程思想基础上，朱熹进一步论证天理与人欲。对于儒家道统，他解释为要真正掌握恰到好处的道理，就是要达到无过无不及。
朱熹肯定了二程“性即理”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是先天赋予的，从这个角度看，人性是没有不善的，但实际上人有善与不善的区别。朱熹认为，其原因在于各人所禀受的“气质”有清浊的不同，禀受其清者性善，禀受其浊者不善。
朱熹的哲学思想具有辩证法的因素，他看到了某些矛盾运动的现象，比如人的呼吸运动：如果只往外呼气而不吸气的话，就会气绝；如果只吸气，而不往外呼气的话，也必然会阻塞。这就是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
朱熹也认识到事物有逐渐变化的规律，从而提出了阴阳互相消长的渐变说。他认为，任何形气的变化都不是突然发生的，不是突然的前进，也不是突然的亏损。比如，平时经常见面的人，并不会感觉到对方长得很快。
朱熹还把事物的发展分为“元亨利贞”四个阶段。他以谷的生长为例说，萌芽是元阶段，苗是亨的阶段，穗是利的阶段，结谷是贞的阶段。然后谷子又能再萌芽，以至于循环无穷。他把发展归结为无限的循环，从而堕入循环论。
朱熹的新儒学思想远承孔孟，近学二程，同时吸收佛、老哲理方法，融入儒学，形成儒学思想的成熟理论形态。宋明理学发展到朱熹，已趋于成熟阶段，此后便走向衰落和瓦解。
朱熹总结了以往唯心主义在与唯物主义作斗争时的经验教训，把我国的唯心主义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在他以后，不乏优秀的唯心主义理学家，但从思想深度和高度来看，没有人超过他。
在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成为各个封建王朝的御用儒学思想，他所作的《四书集注》成为各朝开科取士的金科玉律。
Ⅲ 立志、居敬、存养、省察、力行等道德教育的方法是哪位儒家学者提出的
朱熹来认为道德教育有五个环节：立志自、居敬、存养、省察、力行。
立志：志也就是目标，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因而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理想，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目标不明确，人就会碌碌无为。一个不知道自己去哪里的人，怎么走都是在原地转圈。
居敬：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持之以恒，时常保持内心的平静，才能学成。他曾说：”敬不是万虑休置，只是遇事专一谨慎，不懈怠。“自觉抵制诱惑就是达到居敬的重要手段。
存养：这是孟子的主张，我在”男子汉大丈夫“那篇里总结过，孟子认为成就”浩然之气需要：“持志养气、动心忍性、存心养性、反求诸己。”这也和朱熹唯心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省察：从孔子那里就有“吾日三省吾身”，可见儒家思想对朱熹的影响很大，他认为天下的事，是是非非，如若不及时自省就会从正陷入恶，所以即便他在哲学学派上属于唯心主义，他仍然具有真理和谬误相互转换的辩证法思想。
力行:意识要通过劳动转化成现实并且创造社会价值的。朱熹也说，习得的道德知识也要付诸实践形成道德行为。
Ⅳ 怎样理解“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
全句意思：（守敬之人，在他治学的时候，）能够推究义理，从而获得知识学问。而后亲历亲为，用实际行动去验证学到的理论。（这就是）守敬的人能够善始善终，获得成功的原因。
穷：推究，研究。
理：事理，义理。
致：获得，得到。
知：学问，知识。
反躬：亲历亲为。
“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是出自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集注》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把《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学官，作为法定的教科书。理宗于宝庆三年（1227年）下诏盛赞《四书集注》“有补治道”。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集注》为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占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而《四书集注》作为理学的重要著作，也被统治者捧到了一句一字皆为真理的高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4)儒家居敬扩展阅读：
朱熹几乎用了毕生精力研究“四书”。他在34岁时写成了《论语要义》，10年后又写成《论语正义》，之后又写《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60岁时，他撰写《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之后还写了《大学或问》、《中庸或问》。
他在临死前三日还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释。“四书”经过他的反复研究，颇为完整，条理贯通，无所不备。“四书”在南宋以后之所以能代替“五经”的权威，与朱熹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在注释方式上，朱熹不同于汉唐学者的作风。汉唐学者注释，注重经书的原本，文字的训诂和名物的考证分量很重，做法繁琐。朱熹注释则注重阐发“四书”中的义理，并往往加以引申和发挥，其意已超出“四书”之外。
总之，朱熹注释“四书”，目的不仅仅是整理和规范儒家思想，宣扬和贯彻儒家精神，其更主要的目的是把“四书”纳入到自己的理学轨道，用“四书”中的哲理作为构造自己整个思想体系的间架。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书章句集注》不仅是儒家学说的大成，而且是朱熹儒学体系的基础。
Ⅳ 从进取与退让的角度比较儒家思想与道家哲学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我看儒家和道家哲学差异与互补 【转】
人生哲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就其内涵而言，古今中西标准不尽而一，甚至大相径庭。而作为中国数千年文化积淀的古代传统儒道人生哲学更是博大精深，交相辉映：其主流的内圣而外王的人格观，执有而空无的境界观，善死善终的生死观以及安贫而乐道修养观等等。无处不体现着中国古人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深入思考和不懈的求索。在某种意义它构成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闪现着中国古代文明的睿智。
提及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又是贵为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两大主流－儒家和道家的人生哲学，它们都曾一度为帝王所推崇，成为独有的统治哲学，而且也是千百年来左右中国文人仕宦或出入庙堂或隐于山林的动力要素，二者迥异成趣，又能相通互补。
儒道两家，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心理框架和价值系统，相互刺激，相互吸收，推动着民族精神的演进，从而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一、阳刚与阴柔 儒道两家的外在特征，可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固有范畴“阴阳”来加以概括。儒家学说具有阳刚的特征，道家学说具有阴柔的特征。
儒家代表作《周易大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儒家所主张的人生态度，也是其学说的一个根本特征。
实际上，儒家的大同理想，内圣外王之学，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主张，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心态，无不反映出刚健有为、奋进不止的精神。这种阳刚进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群众。宋儒欧阳修做学问，抓紧时间，枕上、厕上、马上皆充分利用，代表的是士大夫心理。 可以说，这是儒家人生哲学的世俗化或大众化。 道家则是另一番景象。它要清心寡欲，见素抱朴，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欣赏的是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至德之世”。它主张无知、无为、无欲、不争，它贵柔、守雌、主静，不象儒家心中充满“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为人生理想的实现而奋斗不息，而是纯任自然，抿灭主体能力，用“以柔克刚”的办法致胜。 道家思想反映在封建社会的失意知识分子身上，便是陶渊明式的“吾生梦幻间，何世绁尘羁”(《饮酒》)，这是封建社会中相当典型的失意文人的心态，或者是相当一部分文人通过对恬淡生活的追求来自娱，来保持品节，这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相通。
二、进取与退守 儒家“阳刚”、道家“阴柔”的外在特征，实际上是以其人生态度的进退为据的。 儒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入世的。孔子念念不忘的是“克己复礼”，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为了实现人生理想，成为志土仁人，就须“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即时时事事处处以实践伦理道德为指归。孟子坚信人能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能尽心、知性、知天，用自己的学说积极影响君主，使其仁政学说泽被天下。董仲舒穷神竭思，构造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目的论体系，是为了替汉武帝“持一统”服务，为地主阶级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政治理想效力。宋代理学家更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标榜，将强烈的主体意识渗透于社会生活之中。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更是儒家积极进取精神的结晶。 道家人生态度与儒家迥然相异。他们睥睨万物，“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庄子·德充符》)。他们齐是非、齐万物，“游乎尘埃之外”(《庄子·齐物论》)，要做超脱人世的圣人、神人、真人。他们感受到了现实生活对人的种种压抑，但又不敢也无力去改变其消极退守的人生态度。在人生失意之后，最合适的居处便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陶渊明：《桃花源记》)的世外桃源。 显而易见，道家人生哲学与儒家人生哲学之间，形成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使得中国文化很早就有了一个范围周延、层次完整、性质属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在这个执著于现世的人生哲学体系中，包孕着不同的人生态皮：既有积极入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也有超然尘外、情欲沉寂、自甘落寞的隐士。正因如此，儒道可以互为补充，成为进退取守皆可从容对待、保持心理平衡的调节剂。而由于二者都把人生价值追求的实现，按照自己的方式，放在今生今世，而不是来世或天围，所以生长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人，皆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心理框架。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说：“得志于时而谋天下，则好管、商；失志于时而谋其身，则好庄、列”，正是“穷独达兼”的心理框架的显现。如果说，一种文化的活力和发达，是以它定型时期的理论思想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为前提的，那么，先秦时期庄子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所构成的既是相互对立又是相互补充的关系的意义，也就在于它为以后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的发展和自我调节能力的发挥，奠定了最早的精神基础。
儒道两家，由各自的理想人格和人生态度所决定，在政治取向上，前者倾心于庙堂，后者钟情于山林。 儒家阳刚进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的集中表现，是心在庙堂之上，即一心想参政。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了参政。孟子曾自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宋代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虽然有点群众观念，但仍是以在朝廷做官为依托的。总之，终封建社会之世，儒者们无不以天子垂询，身居高位为荣
与儒家相反，道家倒是“淡化当官心理”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山水派诗人，奉行是道家的人生哲学。他们以蟒袍加身为自然本性的丧失。建安七子中嵇康就说过“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 严格地说，山林与庙堂，在封建社会并无不可逾越的界限。真要当隐土的，毕竟是极少数。多数知识分子，只是在失意时借道家学说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作为心灵创伤的慰藉而已。可以说，他们在台上(庙堂、朝廷)时，是儒家；在台下(山林、江湖)时，是道家。这也就是儒道何以会“互补”，两种不同人生哲学何以会长期共存并繁荣发展的原因。
三、恒常与变动 在社会历史和人生历程的发展方面，儒道两家的眼光也大不相同。 儒家看到的是稳态的东西，是“经”，是“常”。他们对现实人生的意义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在社会历史的发展方面，他们看到的是“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荀子.天论），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即使有变动，也只是属于不可动摇的“常”的补充而已。在人生意义和价值方面，儒家看到并希望的，是通过主体努力，使个人的价值在整体利益的实现中得以体现，并由此将自己的功业融入历史文化的积累中，从而求得精神上的永恒。他们以仁的实现为己任，“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居敬穷理”，抑制“人心”，弘扬“道心”，最终目的是“为万世开太平”。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坚信，人生有其恒定的内在价值，而且这种价值不会因社会变迁、人生际遇的不同而变化，而消失。 道家看到的是另一面。他们眼中的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的，没有质的稳定性。他们感叹人生的短暂和变化不已，说：“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庄子·秋水》)。当然，他们也认为有恒定的东西，这恒定的东西便是“无终始”的“道”。它“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可悲的是，道家愈是标榜“道”的永恒性和绝对性，便愈觉人世之短暂和相对性，从而愈是抱一种“游世”的态度。这刚好与儒家人生哲学的思维趋向相映成趣。
儒道人生哲学的差异和互补，迥异成趣，交相辉映，以其博大精深将永远闪耀在中国传统哲学灿烂的文化星空里。
Ⅵ "改过"，"慎独"，"重行"，"内省"，"自讼"，"居敬".什么意思
改过，汉语词汇。拼音：gǎi guò释义：改正过失或错误或错误的行为。
儒家的一个内重要概念，慎独讲容究个人道德水平的修养，看重个人品行的操守，是个人风范的最高境界。
重行[chóng xíng]
1.谓不妄动，动必以礼。
2.重予，重加。
3.谓行列非一。
4.谓再嫁。
5.重新开始。
内省[nèi xǐng]
对自己的思想或情感进行考察;自我观察;对自己在受到控制的实验条件下进行的感觉和知觉经验所做的考察
.向内看(如一个人自己的心理);用内省法察看(如自己)
自讼 [zì sòng]
[解释] 1.自己责备自己 2.为自己讼诉
居敬，拼音jū jìnɡ，谓持身恭敬。
Ⅶ 儒家两个半圣人除孔子外，为何王阳明、曾国藩都只是出现在明清
这问题是看多了市面上的各种流行读物才发的问吧。
这么说让朱熹老夫子怎么过？
真要有圣人的话，也看怎么个标准。如果按照孔庙从祀的规格看，王阳明、曾国藩都不在里面，连自称圣人的康有为都摸不到门槛。
孔庙大成殿里供奉着历朝历代的儒家先贤，正中是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子，塑像坐高3.35米，头戴十二旒冠冕，身穿十二章王服，手捧镇圭，一如古代皇家礼制。依次是四配，也就是四个圣人，他们是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再下面是十二哲，他们是闵损、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赐、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颛孙师、有若、朱熹。看看吧，除了朱熹是宋朝的，其余几位VIP可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
朱熹对儒学的发展到底有多大贡献？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朱熹一生自举进士至死，凡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过着讲学著书生活。其著作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此外，还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其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书中。按朱熹《年谱》，《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儒家的圣人是孔子，亚圣是孟子，这是毫无疑问的。
集心学大成的王阳明的确算个圣人，但是曾国藩虽然被誉为“古往今来第一完人”，但明显是官场应酬的溢美之词，后来被当代的一些成功学家反复拿来为成功学站台，更是一种文化陷阱。
曾国藩在思想建树上，不用说圣人，连同时代都未必是巅峰。
但是题主提出的问题还是蛮有意思的，为什么明朝有思想家，而汉唐宋元都差一点呢？
汉朝思维跑偏
汉朝不是没有思想家，而是当时的思想家都被玄学耽误了。比如当时的许多经学家和两晋时代的狂士，在哲学思辨上都有可取之处的。但我们今人的主流思想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所以会觉得那个时代的思辨没有价值。
唐朝牛逼人太多了
唐朝是一个务实的朝代。唐人多是自带老大帝国心态的，同时唐人在文学上创造了迄今为止仍未被超越的高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双峰并峙。唐朝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而不是一颗太阳光芒照彻的孤星时代。所以没有特别突出的思想家。
宋人开始酝酿着思维的飞跃
宋朝的经济大发展，儒家开始了理学和心学的分流。这个时代的主流思想状态已经开始了反思和讨论。从陆九渊和朱熹的“鹅湖之会”开始，中华文明正孕育着一次思想上的跃进！
王阳明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
明朝的王阳明是心学大成者，这一点即有王阳明本人的主观原因在里边，更多的是从宋朝就开始的哲学大讨论的结局。
那么剩下的元朝与清朝是怎么回事呢？元朝和清朝都是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入侵，如果用欧洲人历史学家的话说就是野蛮人入侵，这对中华文明是一个毁灭性的冲击，造成了整个时代的思想退步，所以大环境恶劣也就很难再出现思想上的巨人，也就不会有圣人出现了！
Ⅷ 孔孟程朱、其中程朱分别指谁啊
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
存天理，去人欲（六字概括）
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Ⅸ 儒家亚圣的祭祀朝拜圣地是怎样的
孟子，名轲，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庙又称亚圣庙，位于山东省邹城市城南，是历代祭祀孟子的场所。
孟子及其门人著有《孟子》一书，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全面而巨大，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早在东汉时，京兆长陵人赵岐在《孟子题词》中，称孟子为“命世亚圣之大才”，东汉王充在《论衡》一书中，亦称颂孟子为“亚圣之才”。
“亚圣”作为官方称谓，起源于元代。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加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孟子开始被尊封为“亚圣”。
孟庙呈长方形，院落五进，殿宇64间，占地60余亩，庙内古树苍郁，葱笼茂密，堪称奇观。
孟庙正南门为“棂星门”，是孟庙内的第一座木架结构门坊，坊额上楷书“棂星门”3个光彩夺目的贴金大字，是后来清朝同治年间的山东巡抚丁宝桢的手书。
据《后汉书》记载：
棂星，天田星也。欲祭天先祭棂星。
古人认为“棂星”是天上的文星，“主得士之庆”，天子祭天必先祭棂星。孟庙第一道大门以“棂星”命名，即意味着孟子是天上的文星下凡，也含有尊圣如天的意思。
棂星门四柱三洞，雕梁画栋，色彩绚丽，重檐斗拱，凌空欲飞，高大威严。在封建社会，棂星门只有每年农历二月和八月举行祭祀孟子大典之日，或者皇帝和钦差大臣前来拜谒孟庙之时才打开，平时闭门不启，以示严肃庄重。
门内东西两边各建有一座互相对称的歇山转角、斗拱承托的木坊，东名“继往圣”，西名“开来学”，以此来表彰孟子对儒家学说起到的“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功绩。
进棂星门为孟庙的第一进院落，北墙正中是座精雕细刻的石坊，名为“亚圣坊”，也是孟庙第二道门坊。这座石门坊为四柱三门，柱为八棱，顶端装饰古瓶、朵云，类似华表。
坊额正中刻楷书“亚圣庙”3字，东侧门楣坊心线刻云龙，西侧门楣坊心线刻长有双翼展翅飞翔于流云之中的翼龙。石坊东侧竖有1581年明朝时期的《邹国亚圣公庙》石碑一通。据碑文可知，这座门坊原为明代的孟庙大门。
穿过亚圣庙石坊，便进入孟庙第二进院落。院内古柏苍苍，翳天蔽日，虽历经沧桑，依然枝干挺拔。院中有一条砖铺甬道，直通“仪门”。这是一座歇山式斗拱承托三启门洞的高大门楼。门额上悬一竖匾，上书“泰山气象门”5个大字，所以仪门也称泰山气象门。
“泰山气象”4字取义于程子之说：
曰仲尼元气，颜子春生，孟子并秋杀尽盖亦时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之气象也。
过仪门便是孟庙的第三进院落，院内的东西两侧各建有一门，是平常出入孟庙的通道。东门原名为“钟灵门”，西门原名为“毓秀门”，后来清乾隆年间进行修葺时，将门名分别改为“知言门”和“养气门”，二者取义于《孟子》七篇中的“淫辞知其辟”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知言门和养气门的南侧，分别建有“祭器库”和“省牲所”是专门存放祭祀孟子所用祭器和祭品的地方。
在知言门外，植有45棵桧柏，沿庙墙一字排列，桧柏拔地参天，姿态万千，颇为壮观。最南端的一株是世所罕见的“柏抱槐”。
柏抱槐在3人才能搂抱过来的古老的侧柏树干之中，从根部起在树干中心突生出一株巨槐，两树身干合为一体，上面虽枝叶交错，但柏槐叛然，青葱茂密，是我国罕有的双树寄生，有人把“柏抱槐”形容为“夫妻树”，观其连理缠绵，相依为命，相互拥抱，永不分离的形态，的确有深情厚爱的象征意义。
院内的北壁有并列着的三门，中为“承圣门”，东为“启贤门”，西为“致敬门”。“承圣”两字，取孟子上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统绪之含义。而“启贤”则含有赞颂孟子父母有“启毓圣贤”之贡献的意思。
在养气门外，建有一座横跨大街的木坊，为四柱三洞，丹薨碧瓦，飞檐翘角，彩画鲜明。檐下半拱11踩5翘，正中一间悬山式坊顶高出两侧歇山式坊顶，主次分明。4个歇山式坊角向外伸出，高高翘起。木坊正中门楣横书“亚圣”两字，故名“亚圣木坊”。
承至门左侧，建有一座高大的碑亭，重檐翘角，斗拱承托，绿色琉璃瓦覆顶，贴金彩绘，富丽堂皇。亭内放置清康熙的《御制孟子庙碑》一幢，故称此亭为康熙御碑亭。碑额浮雕泰山祥云、二龙戏珠等图案，雕刻技艺精湛，形象逼真。
碑座为一巨大石雕，狮头、龟背、鹰爪、蛇尾的似龟非龟怪兽。据徐应秋《玉芝堂·龙生九子》中说，此兽叫“霸下”，又叫“赑屃”，传说是龙的第六个儿子，喜文好负重，力大无穷。这块石碑是孟庙中最大的一块石碑，碑文字体工整秀丽，是后来的清圣祖玄烨所御笔亲书的。
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是孟庙一年一度的庙会，这天，当地群众络绎不绝来孟庙赶会，百姓称之为“走百病”。人们不仅争相往碑座下的缝隙里投掷硬币，而且都要用手摸摸这座石雕怪兽的脑袋和屁股，说是：
十六摸摸乌龟头，全年高兴不发愁；
十六摸摸乌龟腚，全年消灾不生病。
以至于这碑座赑屃的头和屁股被人们摸得越来越光滑了。碑亭的东侧竖有《孟母断机处》、《子思子作中庸处》、《孟母三迁祠》和乾隆皇帝的《述圣子思子赞》、《述圣子思石刻像》等石碑数幢。
这些石碑原来立在古城南门外左侧的“孟母断机堂”和“子思书院”处，因这两处古建筑毁于战火，遂移至孟庙内保存。
进入承圣门便是孟庙的第四进院落，即中心院落，孟庙的主体建筑“亚圣殿”就坐落在院中高台之上。亚圣殿前建有“东庑”和“西庑”各七楹。
院内甬道东边建有“乾隆御碑亭”一座，为单檐斗拱、黄色琉璃瓦覆顶的方形建筑，亭内立有乾隆皇帝手书的《亚圣孟子赞碑》。
在亚圣殿前的露台之下有一口古井，井畔围有石栏，井名为天震井。据井旁的碑刻记载：
1672年的清康熙年间，庙前演戏，忽日中声震如雷，闻者环顾失色，见阶前陷有甓甃圆痕，熟视乃井也。十二年为修庙之用，额之曰天震井，砌之以甓，环之以石，并书其迹从志异云。六十四代孙孟尚锦识。
亚圣殿是孟庙的主体建筑，殿为七楹，高17米，进深20米，横宽28米，是一座绿色琉璃瓦覆顶、重檐歇山式宫殿型建筑。大殿四周，列有擎檐的巨型石柱26根，每柱都呈八角形。柱下以石鼓为础，彭下又以石刻覆莲作承托。
据考证，石刻覆莲是宋代建造此殿时所刻制，而巨型石柱则为明代维修此殿时所制。殿前廊檐下的8根石柱，都饰以浅浮雕，殿门两侧4柱正南面镌刻翼龙在云中翱翔，栩栩如生，世所罕见。其余各面刻有宝相牡丹或缠枝西番莲花。
殿檐下的梁坊斗拱皆饰以云龙和彩绘贴金工艺，可谓精美绝伦。大殿正面重檐之间，高悬一匾，上书“亚圣殿”楷书贴金大字，四周环绕以精雕的5条金龙。
殿之正面朱槅并列，正中门额上悬挂“道阐尼山”横匾一块。殿内承以8根巨型朱漆木柱，迎门两柱正面凸镌一副巨型抱柱对联：
尊王言必称尧舜；
忧世心同切禹颜。
门匾和对联都是后代的乾隆皇帝手书。大殿正中，在雕龙贴金的神龛内，供奉着衮冕九旒九章的孟子塑像。东侧神龛内，供奉着孟子弟子利国侯乐正子的塑像。
乐正子，复姓乐正，名克，战国时鲁国人，1115年被封为利国侯。孟子曾以善人、信人称之。朝廷封侯时的诏旨称乐正子为“学古之道好善，优于天下，追以侯爵，其配食焉。斯文之光，万古不泯。”
殿内的殿顶为团龙彩绘的承尘藻井，精美绝伦。在藻井之下，横悬清雍正皇帝手书“守先待后”金匾一块。
宏伟壮观的亚圣殿，除用于纪念孟子之外，还是一处集古代建筑、雕刻、铸造、绘画于一体的艺术博物馆。
亚圣殿既有创建时的石刻覆莲柱础，也有明代大修时增添的减地浅线雕刻石柱，又有清康熙年间重建的木架结构，可谓古代建筑的典范。它与曲阜孔庙的“大成殿”遥相呼应，相得益彰。
“两庑”位于亚圣殿前东西两侧，为左右对称式建筑，历代经过多次修葺。两庑各7楹，高8米，纵深8米，横宽25米。两庑是供奉孟子弟子和历代对于孟子学说有研究有贡献的学者的场所。
孟子弟子从祀始于宋代，据记载：
元贞元年，居敬既修建县学，为营两庑新阶，配公孙丑而下十有九人，冕服视爵秩
两庑室内各建神龛3座，内安放木制神主牌位，但是却没有塑像。东庑3龛共从祀11人，南龛为先儒高子、先贤公都子、先儒盆成括。
高子是战国时期齐国人，曾从师于孟子，宋时封爵为泗水伯，清乾隆时改称为先儒高氏。
公都子为楚国人，孟子称他有学业，并有好辨之问，有性善之问，又与孟季子有义内之辨。宋时封爵为平阴伯，清乾隆时改称先贤公都子。
盆成括复姓盆成，名括。孟子称其“小有才，未闻大道，仕齐见杀”。宋时封爵为莱阳伯，清乾隆时改称为先儒盆成氏。
中龛从祀先儒屋庐连、先儒浩生不害、先贤公孙丑、先儒陈臻和先儒钱唐。
屋庐连复姓屋庐，名连。“尝著书言彭聃之法。后学于孟子，与任人辨礼与食、色之轻重，及论季子储子之交际。”宋时封爵为奉符伯，清乾隆时改称为先儒屋庐氏。
先儒浩生不害为齐国人，“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子，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宋时封爵为东阿伯，清乾隆时改称为先儒浩生氏。
先贤公孙丑为齐国人，“有政事之才”和“不动心”之问，曾经仰慕管仲的才学，并从师于孟子。宋时封爵为寿光伯，清乾隆时改称为先贤公孙子。
先儒陈臻。齐人，《孟子》中载有他与孟子关于“辞受、去就、收予之礼”等问题。宋时封爵为蓬莱伯，清1756年改称先儒陈氏；
先儒钱唐，字惟明，是浙江象山人。明初任刑部尚书。明太祖朱元璋因《孟子》中有“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句，勃然大怒，议罢孟子配享。并下诏说如果有谁觐见或上奏折，就以大不敬论处，且命金吾射之。
钱唐抬棺上朝，抗疏入谏说：“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朱元璋被钱塘的真诚所感动，并没有定他的罪，而且还罢废了配享之议，后来在清同治年间附祀于东庑。
北龛从祀的是先儒韩愈和先儒子叔疑。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上尊儒排佛，极端推崇孟子，谓孟子“功不在禹下”。因其推尊之功，宋时在正殿的西侧立祀祭奉，其封爵为昌黎伯，清乾隆时改称为先儒韩氏。
先儒子叔疑是孟子的弟子，宋时封爵为承阳伯，清乾隆时改称先儒子叔氏。
西庑三龛，从祀9人。南龛从祀的为先儒季孙氏、桃应和孔道辅。
季孙氏为孟子的弟子，宋时封爵为丰城伯，清乾隆时改称为先儒季孙氏。先儒桃应也为孟子弟子，据说他“有皋陶为士、瞽瞍杀人之问”。宋时封爵为胶水伯，清乾隆时改称为先儒桃氏。
先儒孔道辅，字原鲁，孔子的第四十五代孙。宋景佑年间，知兖州府访得孟子墓在四基山之阳，于是“傍冢为庙”，成为祭祀孟子的开始。同时，他访得孟子的后裔，并荐于朝廷授予官职。乾隆时“部文颁示称先儒，位在唐韩愈之下”。
中龛从祀的是先儒孟仲子、先贤万章和先儒充虞。
孟仲子一说是孟子的昆弟，一说为孟子的儿子。宋时封爵为新泰伯，清乾隆时改称先为儒孟氏。
先贤万章为齐国人，孟子的弟子。孟子去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中第五篇即为万章篇。宋时封爵为博兴伯，清乾隆时改称为先贤万子，并在邹城西南3000米处建万章之墓。
先儒充虞是孟子的弟子，有“木美之问”和“不豫色之问”，并以孟子以前所言“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来慰藉孟子。宋时封爵为昌乐伯，清乾隆时改称为先儒充氏。
北龛从祀的是先儒彭更、先儒徐辟和先儒咸邱蒙。
彭更为孟子的弟子，曾问孟子说：“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孟子回答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宋时封爵为雷泽伯，清乾隆时改称为先儒彭氏。
徐辟为孟子弟子。宋时封爵为仙源伯，清乾隆时改称为先儒徐氏。咸邱蒙复姓咸邱，名蒙，齐国的一名隐士，也是孟子的弟子。宋时封爵为须城伯，清乾隆时改称为先儒咸邱氏。
亚圣殿之后为寝殿，有高筑的甬道同亚圣殿后檐台相连接。亚圣殿始建于元代，原名为“邾国公祠堂”，是供奉孟子父母的殿堂。
后来到明弘治年间对孟庙修葺时，将殿名改为“寝殿”，成为祭祀孟子夫人田氏的专祠。殿内供奉“亚圣夫人田氏之位”的木制牌位，后又改为展览孟子生平事迹的地方。
寝殿为五楹歇山式建筑，高11米，纵深12米，横宽21米。殿前露台之下甬道右侧竖有元代同时镌刻有八思巴文和汉文互相对照的褒崇孟子父母的《皇帝圣旨碑》。
露台和甬道之上有3棵古桧树，相传在北宋年间就应种植了，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但是古桧柏依然青翠蓊郁，茁壮茂盛。
启圣殿原名为“邾国公殿”，是供奉孟子父亲启圣邾国公的殿堂。启圣殿位于孟庙的第四进院落东路，启贤门内，亚圣殿左侧。殿为五楹，四周出厦，单檐歇山式建筑。殿高10米，东西横宽12米，南北纵深10米。
孟子的父亲名激，字公宜。殿正中神龛内安置冠服七旒七章的孟子父亲塑像，像前木牌位上楷书“启圣邾国公之位”。
在启圣殿的西侧，碑碣林立，是孟庙各类石碑的存放之处，称为孟庙碑林。碑林保存了孟庙历代碑碣280多通。
从年代上分，有秦、汉、晋、唐、宋、金、元、明、清各代石碑。从字体上分，有篆、隶、行、草、楷书等。从文字种类上分，除汉字外，还有蒙文。
从形式上分，有文言亦有白话，有文字亦有图画。从内容上分，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震灾害等各方面的记述。
孟庙碑林实为研究我国文字沿革变化和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及书法艺术发展变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是我国除西安碑林、曲阜孔庙碑林之外的又一大型碑林。
在这些碑刻中，宋代封赠孟子的《尚书省牒文碑》和《先师邹国公孟子庙记》碑，对研究考证孟子的封赠及孟庙变迁历史是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除碑刻外，还保存着近代从各地陆续收集来的汉代石人、石羊，有隋唐的石造像，元代的盘龙高浮雕石柱，明代石棺等，还有100多块汉代墓画像石，有西汉的多线刻、浅雕人物、龙兽，东汉的各类浮雕。
汉画像石内容丰富，生活气息浓厚，艺术造诣高超。这些艺术珍品像一朵朵奇花异葩，为古老的圣庙增添了光彩。
孟母殿位于启圣殿之后，有高筑甬道相通，是供奉孟子母亲的殿堂。该殿原名为“宣献夫人殿”，后改为孟母殿。殿高8米，东西横宽11米，南北纵深9米。
殿内没有塑像，正中神龛内安放一木主牌位，其上楷书“邹国端范宣献夫人之位”。东壁有一神龛，内放孟子的立体石刻像一尊。
据旧县志载，这尊石刻像是宋景佑年间孔道辅修理孟母墓时所刻制的，定名为“孟子自刻为母殉葬石像”。
殿内西侧竖有1749年清乾隆皇帝的致祭碑，后人称誉孟母“三迁之教，炳彪天壤。子之圣即母之圣”。《韩诗外传》载：“对孟子之语实天下为人姑者之模范，矧独母教而已哉。”
孟母早在唐代即辟有专祠岁祭，宋代被封为“邾国宣献夫人”，清乾隆年间加封为“邹国端范宣献夫人”。
致严堂位于亚圣殿西侧孟庙第四进院落的西路，穿越致敬门，为一方形过道小院，正北有一门名为“斋戒门”，门内是一座雅静秀丽的小庭院。院内外四周墙壁上镶嵌着50多通碑刻，多为历代名人文士前来孟庙晋谒游览留下的诗词题咏。
斋戒门内的东西两侧，有一雌一雄两株古老巨大的银杏树参天而立，绿荫蔽满整个庭院。西侧有一株古老的紫藤萝旋转曲折，宛如游龙，缠绕着银杏树干，一直伸到树顶，宛如虬龙百折，逶迤起伏，腾空而起。
每到初夏时节，一串串葡萄似的紫藤花盛开，散发出阵阵诱人的清香，别有情趣。初冬时节，则银杏累累，扇形树叶呈米黄色，装扮得庭院古朴幽雅。
院北建有堂三楹，即“致严堂”，取意于“祭则致其严”，即严肃、诚敬之意。堂中悬有1911年孟子第七十三代孙孟庆棠手书的“致严堂”横匾一块。此堂原名“斋宿所”，是孟子嫡系后裔祭祀前沐浴、更衣、斋戒之所。
祧主祠位于亚圣殿之西侧，致严堂之后。亚圣殿西侧有一小门，名为“义路”，可通往祧主祠院。祧主祠是孟氏家庙，确切地说是孟氏远祖之庙，建于1830年。
祠为三楹，高7米，东西横宽10米，南北纵深8米。祠内安放孟氏大宗户五代以上至二世祖的木制神主牌位。古时卿大夫立庙，祀太高祖以下五世，再上，则祧而迁其主。孟氏大宗，以孟子为不祧之祖。
孟府大堂东侧建有“五代祠”，祀大宗主鬯之五世，降则迁其太高祖以上之主于此，远依始祖，昭穆秩然。祠门上正中悬挂一竖匾，上书“孟氏大宗祧主祠”7字。
焚帛池位于祧主祠之后的一个独立小院内，孟庙寝殿的西侧。院子的东南向开有一小门，与亚圣殿院相通。院的正中建有一座方形垣墙，门向正南，其内正中偏北建有一须弥座的砖台，台上放置一石雕长方形池子，正面刻有楷书“焚帛池”3字。孟氏后裔每次祭祀祖先后，即在此处焚烧祭文。
在焚帛池院的西垣墙上，斜倚着一株古槐，经测量，原树干直径在6米以上。古槐干枯的树皮上又重新生长出新的树干，高大茂盛。
中空的树干形成直径约一米的圆洞，入夜，明月从洞中透出，被称之为“洞槐望月”，颇富古雅奇趣，成为孟庙的一景。据考证，这颗槐树的年龄要比孟庙的历史还要长。
孟庙古树繁多，是孟庙一大奇观。庙内共有各种树木多达430多株，多为古老的松桧和侧柏，又有银杏、古槐、紫藤等点缀其间。这些树木，冬夏长青，形状特殊别致，如虬如龙，如兽如凤，千奇百怪，姿态各异。
而翱翔栖息于古木中的各类飞鸟，也是孟庙的一景。古木森蔚的孟庙内，各种鸟类群集于此。尤以灰鹤居多，数以千计。每逢夏季，游览于孟庙之内，观古树云鹤，听松涛轰鸣，闻朴面清香，心旷神怡。
Ⅹ 宋代儒学的变化情况及对教育的影响
1.程颢、程颐（二程),他们确立了理学最高范畴"天理",认为其核心就是"仁"
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仁".仁者不但能化万物为无形,而且能获得高度的主体自由和极大的精神满足,这就是"孔颜之乐"
2.朱熹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全面总结了北宋以来的所有理学成就,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理气论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
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
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朱熹为<四书>作注解使其成为儒家主要经典,主席在历史上被誉为,继孔孟之后的一代儒学宗师
朱熹的思想作为官方的正统儒学,影响了后世,并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3.陆九渊心学：
陆解说“宇宙”二字为：“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陆“主张‘吾心即是宇宙’，又倡‘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 “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程朱理学主要观点总结：1.理为万物本源
2社会伦理道德是天理的反应，人应遵守道德，服从统治。
3.人与和天理是对立的，要存天理，灭人欲。
4.主张通过“格物致知”更好的了解世界。
花了好久才一个字一个字打下来的，好的话，千万不要忘记选我。